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今天发布讣告称兰斯客场惨败斯特拉斯堡，积分下滑，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5月7日7时21分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98岁。吴文俊是中国科大数学系的开创者之一。华罗庚、吴文俊与关肇直分别在科大数学系带一年级学生，史称“华龙”“吴龙”“关龙”。以下系中国科大口述校史访谈组记录的史实，以此缅怀。

　　大智为师：吴文俊先生访谈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志辉 孙洪庆 王高峰 访问整理

　　摘要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文俊先生到学校登台授业，至1964年因参加“四清运动”而离开讲台。访谈中，吴先生首先回忆起引导他走上数学学术道路的几位良师，之后讲述兰斯客场惨败斯特拉斯堡，积分下滑了他在中国科大任教时一些往事，最后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对当代数学教育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 吴文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传统数学 当代数学教育

　　吴文俊教授在科大接受采访，2007年6月 丁星摄影

　　吴文俊先生（1919—），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拓扑学、中国数学史、数学机械化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吴先生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文简称科大），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根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京区的一些研究所承担了13个系的创建和教学工作。其中，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担任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吴文俊先生到学校为58级力学与力学工程系的学生教授数学课程，之后他承担了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的教学工作。创办之初的科大数学教育采取“一条龙”的教学方法，即由华罗庚、关肇直和吴文俊分别负责一个年级的专业课程，他们被尊称为“华龙”、“关龙”、“吴龙”。吴院士全面负责该系60级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学生的数学教育，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吴文俊被派到安徽省六安地区的农村搞“四清”。“四清”结束后吴院士回到北京，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被迫中断了在科大的教学工作。1969年冬，科大执行有关高校撤离北京的指示，下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吴文俊失去了与学校的联系。“文革”之后，科大采取一系列创新发展的措施而名声鹊起。1978年吴文俊兼任数学系副主任。[①]自此以后，吴院士多次应邀来科大讲学，与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7年6月5日，88岁高龄的吴先生再次应邀来到科大，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场大型学术报告会，并与数学系的师生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和交流。吴院士在访问科大期间欣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本文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并经吴院士亲自校阅而成。

　　访谈时间：2007年6月5日上午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家楼

一 早年学习和教学经历

　　问：吴院士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bwin必赢官网们的访谈。今天我们想与您谈一谈您和科大的情缘、您在科大工作的一些往事。首先让我们从您早年的学习和教学经历谈起。请您回忆一下，有哪几位老师对您走上数学研究道路有过重大的影响？

　　吴文俊（以下简称“吴”）：关于对我一生数学研究有影响的老师，首先第一个是我初中二年级的几何老师。[②]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我离开了学校，到乡下去。回来后一上课，几何都开始讲圆了。我前面的课程都没听，所以听不懂，干脆不听了，就看小说，结果到期终考试的时候就得了零分。暑假的时候，这位几何老师给我们补习。他很严格，经常要叫学生“吊黑板”，要你到黑板上，他出题目让你证明。我当时有许多错误，老师就指出来到底错在哪里。这样一来，我对几何上的认识、思考和方法就学到家了，那是关键的一个暑期。这个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真遗憾啊，这是第一个使我走上数学道路的老师。

　　第二个老师是在高中一年级，有位老师也教几何。[③]他是福建人，讲话学生听不大懂，而且他讲得也不太好，所以不受学生的欢迎。可是这位几何老师，他在课外给了我许许多多难题让我做。经过这样的训练，几何的难题我做起来很熟练的，一来我就知道怎么做了。现在不行了，拿一道中学考试的题给我做，我做不来了（笑）。中学时候在数学方面对我有影响的，应该是这两位老师，都是几何方面的，让我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而且有一些证题的能耐都在那时得到了训练。

　　到了大学，我想对我有影响的应该是大学一年级的老师胡敦复，他是系主任。[④]他讲课不慌不忙，但讲得非常清楚。一年级的微积分经过他讲授，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到了二年级，因为交大是工科学校，侧重于工科方面的应用数学，所以二年级我对数学没兴趣了，不想学数学。到了三年级情况就变了。三年级一位老师叫武崇林[⑤]，他的一些课程讲得非常清楚，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态度。他讲的数学基础课程，对我非常有吸引力，还有高等代数、高等几何、群论、数论、微积分、实变函数论……受了他的教育以后，我就下了功夫，从此我就对数学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实变函数论。我受了课程的影响，从实变函数论走向点集拓扑，再后来走向组合拓扑（代数拓扑），这是决定性。武崇林使我从对数学不感兴趣变成非常有兴趣，而且他也特别地对我另眼相看。他经常借书给我，他家里藏书很多，都是从各个地方搜集到的，我记得有一本是印度出版的《代数几何》。我想这本书恐怕别的地方不会有，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专门借给我看。我受他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他经常借一些外面借不到的私人藏书给我看，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我还经常到他家里去。

　　问：刚才谈到的武崇林老师对您非常关爱，那么是不是他已经发现了您在数学方面有非常好的天赋，能够培养成很好的人才？

　　吴：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特别感兴趣。抗战时期，交大迁到内地去，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上海，他想要把我弄到交大去当助教，不过没成。抗战胜利以后，他一直就跟交大讲，要把我弄去当助教，也没成。在抗战时期没成，那么到抗战后也没成（笑）。这几位老师，初中的一位，高中的一位，还有大学的一位，这三个人对我的成长特别有影响，我非常感谢他们。

　　问：您大学毕业之后，在两所中学里当过教员，并且在上海临时大学当过教员。

　　吴：那是抗战时期，要谋生，家里面光靠我父亲养活不了家人，我也要找一些工作。当时班上的同学就帮我介绍到一个初中去讲一年级的代数。[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一个学校垮台了，后来介绍我到另外一个学校，[⑦]直到抗战胜利。每一个学校教的都是初中一、二年级，光是教书拿不到多少钱，所以我又兼一个教务员的工作。每天一早跑去点名，看学生自习课是不是到了，一个教务员要坐在那里，一天到晚直到下班。所以那个时候数学研究谈不上，没有时间。晚上也不行，因为家里住的很局促。我父亲也是一大早就要上班，晚上很早就要睡。那个时候都挤在一个屋子里，所以我晚上也睡的早，根本没时间。因此不但没有学习什么数学，而且把原来学的数学全部忘光了。

　　这是大学毕业以后抗战时期的几年，到后来日本人已经差不多快垮了。那个时候我在中学里面，当然没时间搞数学，可是相处很愉快，都是教师，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大家很随便，什么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情形啦，都随便讲。后来才知道校长是地下党员，用办学校作掩护。他好像有意想把我吸引到这方面，所以借给我一些书。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西行漫记》，许多共产党的知识是从这里了解的。后来他带我参加一些活动，他显然是想把我吸收到这个里面。但我不懂，觉得这个校长很好，就跟着他走。后来抗战胜利了，交大从重庆搬回来成立一家临时大学，有一个朋友帮助我当了这家临时大学的助教。[⑧]这样一来就有时间了，因为当助教不需要花多少时间，我可以重新复习已经忘掉的数学，这是很关键的。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本来我跟中学的校长不是参加什么活动吗，就也不想干了。我又可以搞数学了，我马上就回到数学上面了。

　　问：那些时候您忘掉了很多数学，是因为各种复杂的生活困难？

　　吴：是的，现在可以搞了。我对数学的爱好，在交大经过武崇林的培养，已经扎下了根，只是因为客观条件，我没有办法，一有机会的话，我马上就回来了，重新搞数学。大概就是这样的。

　　问：您后来又留学法国，考的是中法留学交换生？

　　吴：是这样的。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了，教育部办了一个留学生的考试，其中有一项是跟法国政府建立中法交换生。法国派学生到中国来留学，他们学习的我想大概是中国的文学啊、历史啊，我不知道。中国到法国去的留学生，各行各业都有，文科、理科、法律教育什么的。一共好像招了40名中法交换生。我对这些东西都外行，教育部在报纸上登了，我也没注意.结果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帮我到交大当助教的那个同学，他到我家里来就告诉我这件事，劝我去参加考试。临时大学有一位教授叫郑太朴[⑨]，我给他当助教，他是不是地下党员我搞不清楚，反正是跟共产党关系不错。他突然跑到我家里，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家住在什么地方，也劝我去参加这个留学生考试。我本来不知道，后来两个人一劝说，我就去考了。因为我当助教当了一段时间，已经把忘了的东西都恢复了，所以我数学考试就没有问题了，其他语文、英语我不清楚，反正是通过考试了。数学一共四个名额，我考了第一，所以就到法国去留学了。

　　抗战结束以后，我的这个同学（赵孟养）想办法介绍我见到了陈省身[⑩]。陈省身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数学家。他回来了以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我那个同学通过特殊的关系介绍我去见陈先生，他就把我吸收到研究所里，当时叫做实习研究员，实际上是当他的研究生。他不仅是把我吸收进去，而且还请数学系出名的几所大学，每个学校送一个年轻有为的学生到他那里，一共大概有五六个研究生，跟陈先生学拓扑，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真正走上了研究道路。但是因为我考取了留法交换生，我见陈先生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考过就忘掉了。到第二年发表了，我考上了，教育部把这些考上的人弄到南京去，然后准备到法国，我就这样子离开陈先生。大概经历就是这样子。

　　问：您1951年回国后先到北京大学当了教授？。

　　吴：先到北京大学，教了一年，那时教得很糟糕（笑），教书跟研究是两回事情。

　　问：当时是教什么课？

　　吴：教微分几何。微分几何本来我就是外行，因为我在陈先生那里。在留学的时候学的是拓扑，没有学微分几何。那么就临时找一本书讲，讲得一塌糊涂。

　　问：是给数学系的学生教课？

　　吴：给数学系的学生。非常糟糕，很对不起那一班的学生。

　　问：但是我想，那一班的学生现在要回想起来，在大学期间能够聆听到您的讲课，应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吴：唉，就好像我在初中教课也是非常失败的。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教负负得正，我先这么教，后来发现不成。换一个教法，又不成。本来改了一下以为可以，到后来又不对头，学生就乱算一气了，反正是教负负得正，一直是失败的。这是在北京大学之前，抗战时期在中学教书的情况。本来我对中学老师很有感情的，对后来的中学校长也很有感情，我很乐意，可是我看我教书不行，这也是使得我决定回到数学研究而不走教学这条路的原因之一。

　　问：后来您就从北京大学调到中科院刚成立的数学研究所。

　　吴：这个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事情了。

二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

　　问：1958年科大成立，当时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办一所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科学院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您当时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是如何到科大工作的？

　　吴：我一点都不知道，突然临时通知我，成立科技大学了，你到科大去教课。我毫无思想准备。

　　问：是谁通知您的？

　　吴：当然是所里面通知的，具体是谁我忘记了。

　　问：当时数学所里的几位先生，像华罗庚、关肇直也都到科大去教课。

　　吴：我想他们都是事先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是临时通知我去科大教书的。这个我对当时数学所的领导有意见，应该早点打个招呼，我对教微积分没什么经验，所以教得一塌糊涂（笑），应该早一些通知，至少有个思想准备。建立科技大学，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我大概后来听说为什么要建立科技大学，因为科学院的年轻同志，都是由各个学校送来的，比如说北大，把毕业的一些好的同志，送到科学院来当实习研究员，各个学校都送一些。

　　可是后来发现，真正最好的人学校自己留下了，当然也不是把差的送来，也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科学院要解决年轻研究人才的来源，就自己创办一所大学直接培养，因为科学院有师资力量，虽然不一定教过书，可能没有经验，但能耐是有的。不管建立科技大学的动机怎样，这个做法是对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现在讲“教学相长”，当然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从事教学工作，对于自己的研究也是有益处的，对我本人来讲，科大教书的几年，我受到很大的益处，意想不到的益处。

　　问：创办之初的科大数学系采取“一条龙”的教学方法，就是您和华罗庚、关肇直每位先生包一届学生。在科大校史上，建校之初的数学系有“华龙”、“关龙”和“吴龙”的说法，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吗？

　　吴：这个“一条龙”是人家叫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反正不管什么样子，“华龙”是一条龙，“关龙”是一条龙，我根本称不上是“龙”。有一届由华罗庚包了，怎么教学、怎么安排教师，由他负责。我只是包了一届。

　　问：这是不是教学的一种改革，一种创新，一种新的模式？

　　吴：我不太清楚，反正人家这么叫。我也不能称为“龙”，反正有一班是我负责。

　　问：大概有多长时间，负责到他们毕业？

　　吴：一直到毕业。是这样的，先是普通的课程，一年级、二年级。到三年级呢，搞专门化，这由我提出来，建议建立几何拓扑专门化，不是专门拓扑，不是拓扑专门化，是几何拓扑专门化。在建立专门化的过程中，要吸收一些同学到班上来，一班有一百多人，有时候更多。当时有规定，专门化的人不能多，因为着重是应用、联系实际方面，不能都搞纯粹数学。所以人不多，大概十来个人，三年级、四年级，甚至再到五年级，我记不得了。反正我负责这个专门化，由我挑选几个人，也不是完全由我挑，你不能将好的学生都挑走了，可以挑几个好的，余下的由学校安排。

　　问：科大非常注重基础课的教学。

　　吴：是的，我从来都觉得这是科大相当成功的地方。而且，科大的学生，我的印象是不太搞政治活动，埋头在书堆里面，朴实认真。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全部精神放在教学上。

　　问：当时的学风如何？

　　吴：学风好，所谓学风好就是埋头学习。

　　问：那时您有没有发现几个非常喜爱数学的学生？

　　吴：有好几个。有一个我特别欣赏的，叫王启明，后来在美国出车祸去世了，否则的话他应该是中国当代数学界的学术领导。还有几个也可以，学术都很好，我有个名单，因为每年都要来祝贺我生日（笑）。我有他们的名单，而且记着他们现在干什么。

　　问：您是如何发现王启明对数学有特别兴趣的？

　　吴：当时可能是讲《高等微积分》，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在二年级。我是根据一个德国人写的教材来讲，因为我的德文比较在行。有一次，王启明跟我讲，说你讲的内容是不是根据那个德国人的，我想这个学生了不起啊，他懂德文。因为我没讲过，他知道我讲的内容是根据什么来的，我大吃一惊。还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王启明说有一个地方讲错了，他指出来，我印象特别深刻。到后来专门化的时候，就把他吸引到班上来，讲几何拓扑。

　　问：您讲课自己编写教材吗？

　　吴：我当时讲课要有蓝本，不能自己编。华罗庚自己编了一套《微积分》来讲，关肇直也编一个教本，两个都印出来了。我没有教本，我讲课不成系统。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华罗庚和关肇直的教材都是不错的，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数学的某些内容，像无理数、小数等。华罗庚和关肇直不约而同，都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讲小数，无穷小数可以代表任何实数，就从这里入手。先讲这个，相当于中国古代，然后再到比较现代的西方的内容。他们两种教本都是这个样子。

　　问：您当时是用他们的教材来给学生上课？

　　吴：我没有用他们的教材，当时也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教材。

　　问：当时课堂上课的场景是个什么样子？

　　吴：是一百多人的课堂。

　　问：您在科大工作的几年中，除了教学之外，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什么？

　　吴：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反正那时候比较不稳定，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在科大的五年倒是稳定的，一直教下去的，先教普通班，然后再办专门化。

　　问：您在1956年的时候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那时候您非常年轻，37岁，第二年被增选为学部委员。在您的科研兴趣非常浓厚、并且处于前沿领域的时候，您到科大来搞教学工作，这种教学与科研之间有没有冲突呢？

　　吴：也可以说有一些，但关系不大。

　　问：您在教书的时候还是全力投入教学工作的？

　　吴：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投入的。开头没思想准备，在力学系开课，教得很糟糕，后来教数学系，那时还是比较不错的。有时讲得好，有时讲得不好，但是比较认真地教。

　　问：58年、59年的时候有一些政治运动，比如说在“大跃进”中，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数学教学也要联系实际。当时数学系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

　　吴：开始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我是搞拓扑的，我想当时搞数学的也没想什么联系实际，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受到思想冲击，一下子接受不了。可是稳定下来再认真思考，“数学联系实际”提得对，数学应该联系实际，不联系实际的数学是错误的，这是我后来想的。这个对我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我接受了这个思想，这也影响到后来的一系列工作。开始我不理解，不能说抵触，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时候搞得也不对头，跑到酱油厂去，还有跑到中关村的电话局，基本上是乱来一气，瞎搞，这个做法不对头。可是到后来，我确实接受了，联系实际就应该是真正地联系实际，这是对的。我现在变成数学联系实际的坚决拥护者，就是受这个思想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的。

　　问：您是什么时间停止在科大上课的？

　　吴：到1965年，“四清运动”，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的。那时候，我到了安徽六安。那个时候就离开了科大，等到“四清”回来，马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天下大乱。

　　问：回来以后跟科大有没有什么联系？

　　吴：那个时候不可能有联系，文化大革命，什么事都谈不上。

　　问：后来科大就下迁了。

　　吴：唉，对啊，科大1970年就迁到合肥来了。

　　问：当时，您是如何知道科大要下迁的？

　　吴：科大下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知道，因为杨……，一下说不出来了。

　　问：是杨承宗？

　　吴：杨承宗！他来告诉我，因为杨承宗在法国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交往了，有时候也联系。他跟我说，科大要下迁到合肥，他也没说什么道理。

　　问：您从科大离开后，是否还在其他大学讲过课？

　　吴：没有。没这精力，也没这可能。

　　问：您曾多次来科大来讲学，应该说对科大有种特殊的感情。

　　吴：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家要找我，首先是严济慈，他当校长，老是要找我，而且要把我留在科大，我不干（笑）。我还是以研究为主，教育为次，兼职可以，要我撇开研究工作，这个我不干。严济慈是一定想要把我拉到科大来，科大要是在北京的话还可以考虑，在合肥就不可能了。恐怕他也想把华罗庚弄到科大，这个也不可能。

　　我也不喜欢行政工作，我对系主任，根本不……（笑）。我现在什么行政工作也不管，我从来都不管的，当所长、副所长的时候我都不管的（笑）。我不愿意当副所长，当就当了，结果走在路上一个年轻同志就找我，说他现在要房子，要我给他想办法。我说我不管这个事情，他说你不是副所长么？我说，这个副所长我也不想当，革掉最好了喽，本来我就不想当。真正当副所长，我还麻烦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找上我了。我也不知道所长、副所长怎么当的，他们有这个本事，我没有这个本事。要我去分房子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带名誉性质的，都是名义上的，我也搞不清楚，我接了很多名誉的，这个是名誉的，那个也是名誉的，我都不管。学术上的事情我管，不是学术上的我不管，我对社会活动也根本没兴趣。我只管学术方面的，比如说科大找我来做个报告，那我可以考虑，你要来一个什么名堂，那我……（笑）。

　　问：大家都对您的学识非常敬仰，您能推开这个行政方面的事情专心做研究，直到现在也是活跃在数学的前沿领域，也是大家非常敬仰的。

　　吴：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当然有人特别有能耐，可以又是做行政又做学术，我没这个能耐，我只好限于学术方面，行政我不敢过问。有能耐，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三 中国传统数学与当代数学教育

　　问：还有一个问题，您对中国传统数学非常喜爱，也非常有研究，您觉得中国当代的大学数学教育，是否可以引进一些中国古代传统的数学方法？

　　吴：应该是这样的。这要靠教师，教师自己对这个有认识，那么可以在课程里面适当地讲一些。靠外界促动是不行的。

　　问：您认为传统数学的方法对当代数学还是有一些启发和帮助的？

　　吴：我是走极端的啦。我不是讲过嘛，影响数学进展的决定因素是中国的传统数学，而不是西方的欧几里得数学。我那个时候说过，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当然，现在这个思想国内不接受，国外也不接受，我想慢慢会接受的，也有迹象表明现在是得到某种程度的认识。我去年得了邵逸夫数学奖[11]，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为什么给我的问题。评审委员会是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北大的张恭庆[12]，他当然支持我，但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想到他说话不会有太多力量。此外的四个人，主席叫阿提亚（M. F. Atiyah）[13]，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获得过菲尔兹奖；一个是日本人，叫广中平佑（Hironaka）[14]，他也得过菲尔兹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人，叫诺维科夫（S. P. Novikov）[15]，也是得过菲尔兹奖的，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格利菲斯（Phillip A. Griffiths）[16]，他没得过菲尔兹奖，但他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每年都要吸引很多年轻人到那里去，格利费斯对全世界数学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而且他掌握数学的发展形势，是这样的一个人。尽管他自己没得过菲尔兹奖，但他有许多很好的工作，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这么几个人的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是决定把这个邵逸夫奖给我和一个美国人，叫曼福德（David Mumford）。它的评语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走的方向是不约而同的，本来是纯粹数学搞出成绩，我是搞拓扑学的，曼福德也是搞纯粹数学的，后来两个人都转向计算机了。不同的原因，但都跑到计算机领域，而且在计算机应用到数学方面都做出了某种成绩。他们最后一个评语说，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代表了未来数学的一种发展倾向，大意是这样。这说明，我的那些做法，用计算机来从事数学研究，这是有道理的，它代表了将来的数学发展。我刚才说钱多少没关系，这个评语使得我非常高兴，说明我用计算机来搞纯粹数学，来搞数学，现在谈不上搞纯粹数学，是我应该继续下去的事情。

　　问：这种思想是从传统数学来的？

　　吴：是从传统数学来的。计算机科学有一个大人物叫克努特（Donald E. Knuth）[17]，他说计算机科学说穿了就是算法的科学。中国的数学主要是算法，不是定理。什么定义、公理啦，中国根本没有，就是算法。按照克努特的意思，中国传统的数学是计算机的数学，因为中国传统的数学是算法的数学，我用计算机来搞数学，这是理所当然的了。邵逸夫奖说明了，国外也有一定的认识，至少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这个认识，我跟曼福德这个做法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慢慢会得到支持的。

　　问：您对传统数学是大力推崇的。

　　吴：我觉得中国传统数学的算法是适合计算机的，这方面一定能压倒西方，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对不对，现在没法说。当然，西方也有它可取的地方，需要动脑筋，就好像我在初中、高中的学习训练。可是这不是正路，我不赞成这个，早晚要被中国的数学淘汰。这是我的预言，将来考验是对还是错，也许我已经死了（笑），我自己不知道，后来的人可以知道。

　　问：那您感觉中国当代的大学数学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做法？

　　吴：当然应该能够符合这样一个趋势。不过，这个主要要求教师要有认知，强加给教师，这个做法我想效果不会很好。中国有不少人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国外也有这样的认识，我是去年获了奖才知道，跟计算机打交道的人当然对我有认识，这是自然的，但纯粹数学方面的人也有这个认识，这是我不敢想象的。这个是要慢慢来的，要有耐心，自然而然。

　　问：发扬传统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当代大学数学教育中该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吴：我想，在国内有不少人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也不是全部，反对的人也多得很，可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我的。这是可以想象的。

　　问：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数学的？

　　吴：对，完全是外来因素促成的。我本来不知道，也瞧不起中国的传统数学，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后来是因为数学所的关肇直，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他提出来大家学学古代数学。当时有一种复古倾向，关肇直提出学中国古代数学是比较合法的，因为拓扑你不能搞，一搞就要挨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也没什么别的可看，我也就这样，先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一看原来是这样子。这是要下功夫的，要跑图书馆、旧书店，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理解的。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不是随便想一想，一下不劳而获的，哪有这么容易，都要下苦功。

　　问：您当时接触到中国传统数学，最早接触的是哪个领域？哪本著作？

　　吴：最早是看一些通俗的书，看古书看不懂的。我记得当时一个是看李俨，一个是钱宝琮。特别是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他用一些现代的话，将中国传统数学做一些介绍，这些可以看懂，究竟中国数学都讲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光是这样是不行的，我知道讲了什么东西，根据这个必须再找原著，要找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材料刚开始看不懂，但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再来看第一手材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讲的。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要下很大功夫。

　　结果在关键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中国古代量太阳的高，地面作为水平面，测量太阳离开地面的高度。这在很早以前，就有一个漂亮的公式，叫“日高公式”，还有“日高图”，这个图的来历要到公元前2世纪，秦朝以前，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笼笼统统的一些话，看不懂了。三国时代吴国的赵爽，写了几篇相当于是现在的短篇论文，有一篇是“日高图说”，解释太阳的高度公式是怎么计算的。这个“日高图说”，它是有图的，画在绢上，上面还有五颜六色的，用颜色标注。当然这个图已经走样了，留下来的也是残缺不全的，还有个说明也几乎没法读懂了。就是利用这个走样的图，然后根据赵爽的“日高图说”，一步一步就可以把它证明出来。这是关键的一步，这么一来，我就决定下功夫了。这个是有道理的，中国的数学可以啊，究竟有多少东西，这个就说明了问题。这么漂亮的一个公式，而且有证明啊，赵爽的这个“日高图说”，我一句一句对照，把它得出来的。

　　中国人就喜欢跟着外国人跑。“日高图说”有这么一个日高公式，怎么来的呢？那么有人要证明，怎么证的呢？添一条平行线，这不是胡闹吗，中国哪来的平行线？中国历史上没有平行线的概念，怎么能随便画平行线呢？而且有的人甚至用tangent（正切函数）证出来，说这个公式是对的，tangent是哪个世纪才出现的？“日高公式”是在古代，公元前的秦汉初年的著作里出现的，哪里有tangent这个概念? 我曾提出几个原则，古代的数学应该以当时古代人掌握的知识来进行推演，不能用后来的东西。要有原则，不能乱来。这个“日高公式”得到成功，就说明中国古代数学有它自己的内容，这是我决定性的一步。此后，我就继续钻研，这就简单了，下功夫就行了。当然，我下功夫也不是都下在这方面，只是有一部分，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几何，几何问题看得比较多，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我也不是搞数学史的，我是业余爱好吧（笑）。

　　问：您过谦了，我们先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

　　吴：我乱说一气，想到哪，就说到哪。

　　参考文献

　　胡作玄、石赫 2002. 《吴文俊之路》.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4－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WS-C-38. 关于聘请兼职系主任、系副主任请示报告.

　　作者简介：吴文俊，1919年生，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辉，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孙洪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王高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生。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级重点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历史”。

　　[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WS—C—38。

　　[②]1931至1932年，吴文俊在上海民智中学读书。参见胡作玄、石赫 2002，页4－8。

　　[③]1933年，吴文俊在上海正始中学读高中。

　　[④]胡敦复（1886—1978），江苏无锡人，中国数学家、教育家。1909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28年获得美国荣誉博士学位。1930至1945年，胡敦复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

　　[⑤]武崇林（1900—？），字孟群，安徽凤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

　　[⑥]1940年吴文俊交大数学系毕业后，经人介绍到育英中学任教。

　　[⑦]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许多学校停办。1942年夏，吴文俊到培真学校任教，并兼任教务员。校长叶克平为中共地下党员。

　　[⑧]1945年末，吴文俊到上海临时大学任郑太朴教授的助教。

　　[⑨]郑太朴（1901—1949），上海人，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数学家、翻译家和革命家。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回国后先后于中山大学、同济大学、重庆交通大学任教，曾任同济大学数理系主任、教务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等职。

　　[⑩]陈省身（1911—2004），浙江嘉兴人，微分几何学大师。1936年获得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1943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回国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并任代理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1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4年获得沃尔夫奖，2004年获得邵逸夫奖。

　　[11]“邵逸夫奖”是由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邵逸夫于2002年11月创立的国际性奖项。设有数学奖、天文学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三个奖项，颁发给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其形式模仿诺贝尔奖。首届颁奖在2004年举行，邵逸夫数学奖 2004年颁发给陈省身，2005年为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John Wiles）；2006年为吴文俊和大卫?曼福德（David Mumford）。

　　[12]张恭庆（1936—）上海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13]阿提亚（M. F. Atiyah, 1924—），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三一学院院长，牛顿研究所所长，1966年获得菲尔兹奖。

　　[14]广中平佑（H. Hironaka, 1931—），日本数学家，1970年获得菲尔兹奖。

　　[15]诺维科夫（S. P. Novikov, 1938—），俄罗斯数学家，1970年获得菲尔兹奖。

　　[16]格利费斯（Phillip A. Griffiths, 1938—），美国数学家，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17]克努特（Donald. E. Knuth, 1938—），中文名高德纳，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是计算机算法和程序设计技术的先驱者。

　　吴文俊先生生平

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到中研院数学所工作。1947年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随后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吴文俊于195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任职。曾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名誉所长。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吴文俊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开创者之一。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他的工作是19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1970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吴文俊曾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2000)、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6)、首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994)、邵逸夫数学奖(2006)、国际自动推理最高奖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1997)。